——简评邵忠奇的小说集《满叔和他的矿山》

□ 徐潋

我记得罗怀海以“古蔺文学，不曾穷过”为题写过一篇散文，这个说法是有其道理的。从创造社四大编辑之一的邓均吾，四川省文联、作协原副主席陈之光，首届全国儿童文学奖获奖者蔺瑾，和后来的邓立中、罗强烈、李明政，青年作家高雁等，都在古蔺文学史上留下创作的景象。其中邵忠奇的小说集《满叔和他的矿山》（中华古籍出版社，2026年1月第1版），再次印证了这个判断。

但我读出了邵忠奇小说另外一种感悟，即其用乡土化语言构建人与自然的共生美学。无论事物的大小、长短，还是天地间的美丑、对立、矛盾等，它们总能在世界某个区间的一个物象结构下维系着某种联系；如线条、旋律和色彩等，其存在总会被透视，或被见证。小说以乡土化语言的表达也不例外。如鲁迅笔下的“鲁镇”，陈炜谟小说所写的川南“真”的现实等。

人与自然是共生的。远离自然，人是孤寂的；自然离开人，即使如天堂那么美丽，也是无限辽阔的荒凉。

我从以下四个要点，谈一谈阅读后的一些感想。

首先，以地域书写大地故事。

邵忠奇在短短的六年中创作了多部中篇小说，并出版小说集《满叔和他的矿山》，实属不易，也难能可贵。其小说植根于乌蒙山，深耕于乡土，书写自然与人性，值得我们去研学和探究。从辽阔土地的大环境来说，乌蒙山是区域性的，也是地域性的；散落在山里的小村庄，充满了人间烟火，在这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。而邵忠奇抓住其中的小故事，书写了一个个乡土故事，也是大地的故事。如以古蔺石屏镇硫磺厂为背景的《满叔和他的矿山》、情系乌蒙山区的《水生》，均以普通百姓生活为底色，以不同角度的小叙事表达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故事，继而刻入到一个地方的文化脉络中。这样，让一个民族的文化、一个国家的文化得以延续。

其次，红色文化与生态的主题表达。

有作家声称他的作品没有思想或主题，这是很荒诞的。早在1952年陈炜谟先生就在《论文艺的题材和主题》一文中将主题和题材的分裂作过比较全面的评述。

在小说中，邵忠奇没有融入乌蒙山红色文化的大量题材，而是将其恰到好处地切入到小说情节的叙事里，如《不寂寞的茅草屋》。在不同的情节中，有的直面表达，有的隐藏抒写，把红色文化烙在乌蒙山的山山水水间，刻进历史的大叙事下。

同时，他的小说没有大段大段对自然环境的描写，但生态理念却装进了作品的语言里。如果不这样，那么其小说的题材可能臃肿不堪，反而会影响主题表达。如《黑色家园》《水生》。

第三，人性与自然的重塑延伸。

人性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。邵忠奇的小说中，适当地描写了人的自然性以托举人物的社会性。唯有二者交融，小说的人物才会有安放之处，人物性格才会真正属于人物的性格。

如《满叔和他的矿山》里满叔的“黑夜般”生存，《黑色家园》中“我”几十年后无意的“看见”，《水生》中胡水生的“坚定”修桥与离走，《不寂寞的茅草屋》中“卯卯”的多层性人生轨迹等。对诸多角色的刻画，体现出这些不同角色只会属于“乌蒙山”，也是那些时代背景下人物性格的体现。

最后，独特的地域性语言表达。

地域性，需要独特的语言表达，而独特的语言才更适合地域性小说。

文字是文明的象征，因记载历史和故事而被记忆。如春天的鲜花预示着枯萎，秋天的丰收背后是勤劳和艰辛。由此，语言背后是隐喻，即是小说的语言。

《正午的阳光骨白骨白的》自含多种寓意，具有透视感。《林应亮寻衣记》的“衣”在小说里就是一个物象，也是一个虚像，情节里潜藏着长久而复杂的心理情景。维特根斯坦在《逻辑哲学论》中提到，“图像是实在的一种模型”“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”“图像是一种事实”。

如小说中所述的“大白果见证悲欢，掩埋真相，人间道义，常常抵不过岁月与现实。”“所谓和解，从不是原谅过错，而是放过被过往困住的自己。”“乡土人情里的妥协与息事宁人，藏着最真实也最无奈的人性底色。”“岁月能抚平伤痛，却抹不去冤屈，坚守道义的人，终是孤独又赤诚。”

细节的关键在于独特性和视觉性。小说尤其需要细节语言来刻画人物和推动情节。

比如《不寂寥的茅草屋》开头就直白叙述：“事情并不复杂，复杂的是她不便说出口，回想往事，总使她产生一种把灵魂又重新拽回地狱的感觉。”《大白果》的结尾，妙在留下空白，让读者自己去理会和感悟，无意间拓宽了小说的空间感和韵味。

总之，邵忠奇的小说似乎在与语言抗争，在与人物性格抗衡，在与自然对话，也似乎在构建一个他自己的共生美学的小说框架。而邵忠奇小说的共生美学，符合孔子的“尽善尽美”、孟子的“充实之谓美”、庄子的“美丑相对”，更是美与真善的依存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