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讯（记者 简放鹏）6月10日，记者从市档案馆获悉，市档案馆、泸州老窖档案馆工作人员从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中找到了11件相关档案，为“泸州老窖前辈抗战时期曾保护3800多箱故宫的文物”一说提供了佐证。

2025年3月1日，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、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在参加泸州老窖“生命中的那坛酒”活动时讲述：“抗战时期，为了防备日寇的掠夺，故宫文物避敌南迁，大批文物沿长江逆流而上运到了重庆，但没地方存放，泸州老窖的前辈伸出了援手，泸州老窖前辈当时（在重庆）创办的银行，保护了我们3800多箱故宫的文物。后来（文物）回到南京，一件都没有受损，所以泸州老窖对故宫文物是有恩的。”

泸州老窖档案馆工作人员，四川档案工匠何平告诉记者，重庆市档案馆藏11件档案，是中国交通银行第四分行、中国农业银行第三分行贴放委员会联合办事处，在1938年4月查收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“商将尊租川康银行下层仓库内余地借充储藏运输文物请予惠允回复”的公函分送中国银行、中央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农业银行各经理、副理的签收文据，与“泸州老窖前辈保护3800多箱故宫的文物”一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

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后，为了避免故宫文物遭受日寇洗劫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1.3万余箱文物运离北京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避难之路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故宫文物开始分三线西运，中线经长江逆流而上，辗转重庆，共计9000多箱文物，是3条运输路线中文物数量最多的。

1938年5月，9000多箱文物全部运至重庆，但这些文物的存放，却是一个大难题，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虽提前电请重庆方面帮忙寻求存放文物的仓库，但一时并未找到合适之所。

全面抗战时期，重庆作为“战时首都”，大量的机构和人员迁至重庆，要想在当时的重庆找一间空房子较难，而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，为这些文物寻找一处安全的藏身之地更是当务之急。

这时，一位泸州人——泸州爱仁堂（泸州老窖公私合营前36家作坊之一）酿酒作坊主刘航琛站了出来。

1937年9月21日，刘航琛将川康殖业银行、重庆平民银行、四川商业银行合并，并改名“川康平民商业银行”，1937年10月，刘航琛出任董事长。1938年，为了存放这些故宫文物，刘航琛坚持“没有库房就腾出库房”，最终存下了3830箱，是故宫文物在重庆存放的三处银行中最多的一处。

在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、历时最久、行程最长的文物大迁徙中，泸州老窖的先贤为中国近现代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